垃圾分类战背后的回收江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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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博丞

随着住建部的统一要求,从2019年开始,全国地级以上城市要开启垃圾分类工作,到2025年,全国地级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。

在垃圾的种类和处理方式上,(投黑马Tou.vc专注于文创领域的众筹平台)每个种类都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。

不可回收垃圾,如餐厨垃圾或卫生间垃圾等,它们均被填埋或被焚烧;

可回收垃圾,如纸张、塑料、金属、木材等,它们均可以被回收进行二次利用。

在各项产能如此丰富的今天,产生的废旧之物也在迅速攀升。

今天,我们走进这些可回收物品的“阵地”,了解它们的江湖。

01

“你去叫几个人下来搬货。”陈海对着助手阿鹏说。

陈海,十年前拖家带口来到北京,现在已在电子城内有了属于自己的摊位和客源,很少人能够体会期间他所经历的磨难与苦衷。

“这么多年什么苦都是自己扛,不能让家人受苦受累。”陈海在电子回收行业打拼将近二十年,前十年在自家村镇周边的电子厂从事分拣与拆解工作,每天都需要拆解大量的报废电子产品,但这些工厂大多存在环境污染问题。

近些年,国家开始推动环境综合治理,一些藏匿于灰色回收地带的企业被一一查处,陈海便放弃了这份工作,来到北京打拼。

“在这个行业里经历过,有些东西还是知道的,比如货源,怎么验货。”陈海对「子弹财经」说,“北京还是好赚钱的,但现在回收行业也不太好做,主要还是愿意去公司收。”

陈海指的“公司”,就我们常说的“B端”,在陈海这几年回收的电子物品种类中,企业多为废旧电脑、服务器、打印机居多,而个人物品则为手机、电脑居多。

另外,对于企业端回收的物品,大多数仍可循环利用。“他们淘汰的大多都是五年前的产品,但这些产品现在都还可以用。”

陈海对「子弹财经」讲,他最多时能从企业客户接到800—1000台数量的电脑回收,而这些价格通常为百元到千元不等。“主要还是看成色,成色不好的就不要收得太高,免得不好转手。”

通常,这些回收后的电脑一部分被摆在店里以供出售,另一部分则直接分销给同行或下级回收商。

“我基本是根据下级回收商给的价格去报价,这东西报不好就亏了。”陈海曾经吃过亏,但他宽慰自己“人在河边走,哪有不湿鞋”?尤其对于回收行业来说,价格的实时变化就像夏日的天气,上午还是晴天,下午便乌云密布雷雨来临。

上下不同价是这个行业最常见的情况,由此带来的特殊性不得不让陈海与一些回收商们打好招呼。

“有时候就是这样,比如一台手机上午报3000元,下午可能就是2800元或者2700元,如果你按上午的价格给那你就亏了,现在有的回收商跟我熟了就按一个均价来报,彼此都亏不了。”

不仅在刚入行时吃过亏,陈海前一阵子还遭遇过亏损。随着整个环境趋势的变化,回收行业越来越趋于透明,客户的单量也在下降。

据陈海回忆,以往每天要跑五六趟去拉活,如今只能跑三四趟,大多数的客源依然集中在B端,除了个人用户的回收量外,还要依靠他的上游——城市或农村中的手机店。

在陈海店的隔壁,店主名叫段平,和陈海不一样的是,他主要从事电脑和服务器的回收。

“不好做了,回收这个行业听起来很赚钱,其实不然,尤其现在量太少了。”段平对「子弹财经」说道。

市场无大量对于回收行业来说是一个考验。在如今,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靠租赁电子设备取代以往的设备整体采购,这样就节省了设备折旧的成本。

企业对于电子产品的采购需求变少,而这将直接导致上游无货供给下游。

“租赁企业也在靠二手产品来给他们,没有人消耗新的产品,二手产品从哪儿来?”陈海抛出了这个问题。

这是一条循环补给生态链。

回收行业在整个二手消费品环节中不可或缺,二手销货方以及产品租赁方都在依靠回收行业而生存,因此,没有供给任何一方都会产生恐慌。

“目前整个行业都存在这种情况,B端转变思路直接就导致租赁需求上升,但租赁依然要依靠二手。”杨远对「子弹财经」说。

杨远目前主要从事新旧电子产品批发,对于当下的租赁网站了如指掌。“我也为这些租赁网站供过货,他们最缺的货就是Thinkpad电脑,为此我已经从深圳调了几批货了。”

对于这些大客户,杨远已经习以为常,对于无法找到的货源他也没有办法。“整个市场都找不到,你还能怎么办?没有就不赚钱了呗。”

深圳华强北,中国电子产品集散地,(投黑马Tou.vc专注于文创领域的众筹平台)许多被回收来的电子产品被集中运抵这里进行处理,而后又再次被打包运向全国各地。

“一些深圳的回收或者租赁企业都很有优势,像乐回收和小熊U租,它们能直接拿货出货,不像我们还得来回调,”杨远对「子弹财经」说,“像我们这些都不是正规军,说不定哪天就干不了。”他的语气颇无奈。

这样的非正规军还是多数的,或许也是他们养活了正规军。

02

2011年、2014年、2015年,依托于互联网的回收新生力量爱回收、回收宝、9贝壳分别上线,一时间,风起云涌,互联网夹杂资本横冲直撞地冲进这个传统行业。

多年后,潮水退去,剩下的是这个行业的平静与理性。

“其实我都用过这些平台,最早它们都冲量,招了很多供货商进来,每天都要大批次给他们供货。”根据杨远的回忆,前两年应该是这些企业大幅扩招供货商之时,“每天他们会提出一个供货标准,要达到多少台。”

缺货一直是困扰着这些回收平台的主要问题,一旦没有货源和成交量,数据不好看,这将直接影响一些互联网回收平台后期的投融资进度。

没货买货,这成为了互联网+回收行业的主要基调。但这些互联网回收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依然不止没货这样简单。

2017年9月,互联网回收平台9贝壳倒闭,对于倒闭的原因,其创始人谭飙曾复盘称,主要因为回收货源分散,加之人工成本高昂,最终导致9贝壳运营的失败。

“循环经济”没有循环以及收益无法和投入成正比,这些都是摆在回收行业前的一座大山。回收行业要想盈利必须达到一定量级,让成本和收益成正比,量小则必然亏损。

当今,互联网回收企业爱回收和回收宝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阵痛,回收量小但人工成本高昂,有时上门人员收到的回收物只有一小部分,甚至空手而归的现象经常发生,另外,物流成本也是一个大难题。

贝壳联合创始人杨高晓在复盘时认为,当时的确是怀着公益情怀在做这个项目。

做回收是否等于做公益?在一些人看来,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等式。

扎根于这个行业二十年之久的段平摆摆手道,“我没有把它视为做公益,公益应该是光付出,但这个行业你付出了还有回报。”

最早的回收行业,基本属于旧物回收后翻新处理再进行二次销售,无法使用的绝大多数被打成垃圾丢弃。随着国家对于环境以及回收行业方面的法律法规逐渐完善,才最终形成了一套约束机制。

前端没有处理回收物的能力则交由后端有处理能力的回收企业来做,而这样有处理能力的回收企业通常都具有相应的资质,对于互联网回收平台来说,它们所做的基本是把旧物集中起来,从而再次分销至后端回收商进行旧物处理。

“一些回收平台有的还指着我们供货,你觉得它们会有处理货物的能力吗?”段平反问道。

段平曾经的一位合作伙伴在去年加入了一家互联网回收平台,成为了一名回收专员,在这个行业里,绝大多数的从业者都曾当过“非正规军”。

从传统回收业加入互联网回收平台,从互联网回收平台回归到传统回收业,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。

“主要是这个行业不好干了,尤其电子产品行业,本身就是一个低频业态,老百姓觉得这个东西你给的价格不值他就不会卖。”段平对「子弹财经」说。

废旧物品的价值因素也依然在困扰着这些人,这使得他们也很头疼。“本身就是二手的东西,像电脑一台可能也就值1000,有的人会觉得我买的时候都四五千,不得当,那我就不卖了。”

段平有苦说不出,每次上门回收时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,而他也束手无辞,只能无功而返。

段平的遭遇陈海也经常遇到,有时他去回收手机还遇到讲价的情况,这让他哭笑不得。“没有办法,这个行业在咱们这儿目前只能这样。像我回收一个手机本身利润就没多少,加上路费打个平手就不错了。”

在回收行业里打拼,亏损是时常见到的词。“太正常了,你去问问整个市场,谁家没赔过?”段平大声说到。

的确,电子产品回收行业充满了荆棘,频次低单价低依然是这个分支的主旋律。但在有些回收物品分支里,利润依然可观。

03

北京东五环外,新海二手家具电器市场,这里聚集着经营各类二手家具和家电的商户们,他们商品的绝大多数来自于回收市场。

而在4公里外的周营村,曾经是马驹桥地区最大的废旧家具市场,如今,随着北京疏解计划实施,往日的场景已不复存在。

“以前那片很大,基本是做家具的多,但也有其它的品类。”吴争对「子弹财经」说。

吴争,在这里打拼了十五年之久,他主要经营二手旧家电,空调、洗衣机、冰箱、冰柜、电视都在他的范围之内。

白色电器是回收行业最受欢迎的物品之一,其每天的交易量要比其它电器用品多出三分之一。

如今,一些互联网综合回收平台悄然下架了对于家电的回收,留下的只有更加垂直的回收平台,但无论怎样,58同城和赶集网却依然是这些家电和家具回收商们“开疆辟土”的重要平台。

“家电这块的量还是蛮大的,这是刚需,最多的肯定是电视,其次是冰箱洗衣机这些,还有冰柜。”

吴争告诉「子弹财经」,在这里最受欢迎的是冰柜,受到一些因素影响,在今年,北京本地的冰柜回收量明显增多,大多都是餐馆中用于冷冻和冷藏食品之用,还有一部分是冷藏饮料用的小冰柜。

“这些基本就是几百块钱,小冰柜都是厂家送的,有的到期之后就归店主了,店主现在不做了就直接卖掉了。”

吴争每天都要外出跑几趟,有些老主顾需要一些电器他会亲自上阵送货,但现在更多的是他的帮手们在干活,“老了,干不动了,不想干了就回老家了,这行太费身体。”

由于多年从事体力劳动,吴争患上了腰伤,膏药是他随身必备的药品,他的妻子对「子弹财经」说,早在多年前就不让他在亲自干活了,但他不肯,对于老顾客他依然保持着那份情怀,必须坚持自己送货。

很多人说,回收行业近年来的利润越来越微薄,但吴争夫妇却觉得,价格随着市场而变化,终究有它值钱的时候,“我看新闻说北京也要垃圾分类了,这个行业还是要正规化了。”

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。对于垃圾来说,更多的是可回收的再循环物资,对一座城市而言,废旧物资综合再利用如同人的血液循环系统,从心脏出发经过全身最终再流回心脏进行下一轮循环。

回收行业已经经过数十载的发展,如今已初步形成一定规模,但始终没有行之有效的行业引领和政策导向,越来越多的回收企业开始自建标准,但每家的标准都不尽相同。

就像爱回收和回收宝两家互联网回收企业,他们对于电子产品的成色均有自己两套体系。

这不仅在互联网回收行业有所体现,在传统的回收行业也同样拥有不同标准。

“目前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,每家都视情况而定,拿不准的就压价收,觉得没问题就按市场价来收。”吴争对「子弹财经」说。

在这里,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意经,也有不同的客户群体。

“像有的社区里收废品的或者大街上专门收旧电器的,最后基本都回到我们这儿了。”吴争说。

如吴争所言,这里就像北京的中关村,区别在于一个是高科技的代名词,一个是低端产业的代名词,但被生产出来的东西最终要有一个归宿。

这个归宿可能是买走它们的顾客,也有可能是旧物分拆场,最终的零部件会被重新回收循环利用。

“现在的盈利情况怎么样?”

“每天能有个几千,(投黑马Tou.vc专注于文创领域的众筹平台)看有没有大客户吧,有就能多挣些,没有就少挣呗。”

在回收行业,出货的价格每家基本相差无几,只是收货时的价格参差不齐。“这个就看你的本事了,怎么忽悠也是学问,有的人能直接送你个冰箱。”

吴争在这几十年的打拼中也学会了不少说话的技巧,与其说是本领,倒不如说是一项生存技能,“冰箱从大到小300-50元上下,电视基本在20-80元上下,洗衣机是10-40元上下,空调多一些200-400上下,看你怎么忽悠了。”

这只是回收的费用,其中不含人工成本。对于吴争来说,他们所回收的物品要再加上50-100元不等的人工费用。

“现在什么最贵,人最贵,有的楼没电梯你就得一层层搬下来,有的饭馆冰柜太大你就得跑两次拉回来。”吴争对「子弹财经」说道。

对于做生意,吴争也有人情味,对于年岁高龄的老年人或者家庭收入有困难的人群,他从来不讲价。

“有时就是这样,一个地区的人养了你,你也应该做点什么吧。虽然可能挣不了什么钱,但我觉得这么多年了,任何人都有情感在里边。”吴争感慨地说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这个行业本是如此,靠着一个地区的人们获得口碑和收入,从而打开更加广阔的市场。

04

除了像吴争这样从事电器回收行业的人,还有从事旧家具回收的从业者。

李康最早在周营旧货市场从事旧家具回收和二手售卖,后来在新海内开辟了第二家门店,自从周营市场整体搬迁后他便将全部的家当放在了新海,但他对老地方依旧不舍。

“那个年代没有了,不知道未来的政策对我们是好还是坏。”李康无奈地对「子弹财经」说道。

王永利是李康的同行,自从市场搬迁后,他打算将前期回收回来的旧家具清仓后回距离北京2000公里外的老家发展,北京的高节奏已不再适合如今已近六十岁的王永利。

“我还是回老家发展吧,在北京这几年不好也不坏,但这里终究不是自己的家。”

王永利来北京打拼和生活已经二十余年,但一直从事劳动业,用他自己的话说,没读过书,只能靠体力来挣钱。

在回收行业里,他没有选择其它分支,而是选择了做家具回收行业。“以前当过木工,对家具构造还了解,坏的家具本身修修就可以用。”

最早,王永利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去回收各种家具,这些年下来,光是擦汗的毛巾就用了上百条,三轮车从人工换上了电动。

目前,家具回收行业依然依靠传统人工进行回收,在互联网回收平台,还没有企业进军这一领域,主要的问题仍是人工和物流的成本高昂。

“像这家具,有的住户不要了让我们拉走,我们不仅不给他们钱,他们还要给我们钱。”王永利对「子弹财经」说。

人工和物流成本是压在回收行业从业者身上的一块大山。“自己干体力真不行,雇人就得开支,这搬一趟家具至少得100起,现在搬家都300起了,大件还另收费。”

“我一般收的都是好卖的家具,大衣柜、桌子、椅子、床等,买的多数是租房的租户或者房东。”王永利回忆着说。

前一年是家具行业的回收高峰期,由于一些产业政策原因,各区的落后产能开始淘汰,因此,一些厂房或员工宿舍中的家具开始被大批清理。

当时,王永利一天可以拉五六车,“那阵是卖的多买的少,价格一下掉了很多,像床一般回收是三五十,桌子二三十,大衣柜差不多五十,降了得有三分之一。”

“政策对他们影响还是很大的,对我没啥太大影响。”专营办公家具的李康对「子弹财经」说,办公家具一直稳定,无论是回收还是对外销售。

“椅子回收价大概十块,好点的二十也有,卖的话五六十,上百都有,挣个辛苦钱。”在李康的摊位,大大小小摆放着多种规格的办公桌椅,以及铁皮柜和保险柜。

“最早我在周营那边做,也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去找货源,一家公司一家公司的找,问他们有没有处理的办公家具,现在在网上就可以了。”

李康现在用起了互联网工具,在手机或者电脑网页上发布信息就会有人打来电话询问。

李康对「子弹财经」讲,现在他的回收主要靠58同城来打广告,卖主要通过一些小区的业主群或者闲鱼来卖。“不过58同城现在买广告真的很贵,推荐量不如以前了,感觉闲鱼比它好些。”

在互联网浪潮的席卷之下,越来越多的从业者不在仅仅依靠传统的走街串巷回收废旧物品,而是依靠互联网。

此前,国内各地对于废旧家具的回收再利用问题,曾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和尝试。最为消费者熟知的是一些社区联合家具卖场、家具生产企业推出了家具以旧换新政策。

该政策引导消费者可将旧家具折价,所得款项用于购买新家具,但最终这项计划未能长期推行下去,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家具卖场以此作为营销手段,而消费者并未尝到甜头。

“其实并不划算,因为你没有加人工和物流成本在里边,可能大多数人觉得卖了这个家具能有500块,但运费可能就占了一半甚至还多,最终到手里的所剩无几。”李康对「子弹财经」说。

「子弹财经」了解到,对于以旧换新时新旧家具的异地搬运问题,北京市曾出台有关政策,即当旧家具的回收地点与新家具的交付地点不一致时,消费者有两种选择:

一是找搬家公司将旧家具送至指定仓库,消费者自己承担运费;

二是选择家具厂商提供的有偿拉取旧家具服务,运费标准是北京四环内200元,四环至六环300元,六环外及外地费用由买卖双方商议决定。

如此一来,以旧换新政策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并不大。此外,家具厂商对以旧换新政策的积极性也不高,因为其回收旧家具后需要面临较大的资金、仓储、物流压力。

如今,走街串巷喊着收废品的人少了,越来越多的社区在逐步建立自己的废物回收站,以实现统一管理、统一运输与统一回收。

05

2017年,是再生资源业的“政策元年”,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再生资源回收相关政策,为回收行业规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。

2017年3月,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《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》的通知;

2017年5月,国家发改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印发<循环发展引领行动>的通知》;

2017年7月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;

2017年8月,原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印发了《电子废物、废轮胎、废塑料、废旧衣服、废家电拆解等再生利用行业清理整顿工作方案》。

种种迹象表明,国家在循环产业经济间开始下大力气解决行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,无论是垃圾分类还是回收行业迎来春天,它无疑释放出一个信号:这些产业都与环境息息相关。

废品回收与制造业密切相关,一直被视为“经济晴雨表”。

2000年初,通过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工作,已初步形成了“回收网点—分拣中心—集散市场”三位一体的回收体系,从而对回收体系的支撑和回收规模的扩大起到了关键性作用。

集散市场在二十年间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,但集散市场大多功能单一,仅局限于再生资源的收集、交易和分选,产业链短,没有形成深加工利用产业链条,没有搭建起服务平台,经营管理不规范,粗放拆解的现象经常发生。

未来二十年,这个行业该向何方?从消费升级到互联网产业升级,回收产业的升级也已到来。

或许有一天,这些从事回收行业的从业者我们将无迹可寻,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回收系统与标准。

也许,就像李康所说的那样,(投黑马Tou.vc专注于文创领域的众筹平台)不知道未来的政策对他们是好还是坏,但无论政策如何,他们现在都依然坚持在回收行业的一线奉献着自己的汗水,也只有这些人才能够体会到行业变迁带给他们的影响。

李康说:“可能有一天我也会放弃这个行业,但除了它,没有我更了解的行业了。”带着这种情绪的人不仅是李康,在这些被访者中大多都会对这个行业心生情愫,直到落幕。

暮色四合,江湖冷暖。认清明天的去向,不忘昨日的来处。

(文章来源于:子弹财经摘编)